海南空管分局技术保障部开展岗位优化工作应急演练

（二）党政合署背后的时间性代表根据《宪法》第3条第3款的规定，一府一委两院的权力都源自全国人大，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对政党的关注或找回并非法学研究中的独特现象，更像是知识界的集体行动，把政党找回来将政党带进来成为一种新的学术自觉。司法机关和其他国家机构一样，都会面临形式化、官僚化等问题，只有党才能够超越代表性断裂，这是党管司法的内在机理。

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就是为了打破这一点，党需要借助其司法政策中和或者缓解法律规定本身的问题。（一）新中国成立初党政关系的变迁社会变迁与政治改革通常无法在法律框架下实现，政党所承担的职责并不简单地写在法律条文之中，还体现在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口号之中，后者有时候会超越前者的框架。如法官专业化早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基本要求，行政管理领域的人员专业化却并未成为核心目标，在依法行政的同时还可以不断强调其实质化水平，甚至行政法学研究中还在反思形式法治局限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质行政法的倡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指出，现行机构设置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机构设置上还没有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大后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这种二分法在中国表现为中国共产党行使政治性权力，国家机关行使执行性权力，司法与行政同样都是在执行党的意志。而在更为强调依据法律的科层式治理时，党政之间的联系则相对淡弱。[125]参见[苏]法尔别洛夫：《人民民主国国家法》，党凤德等译，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84-95页。

[35]到了近代早期，随着专制君主崛起、君主垄断了最终的决定权，主权一词的用法才逐渐地转变为仅用于称呼行政部门、仅用于称呼最高统治者、仅用于称呼国家的中央权力。涂缦缦：《论所得税立法中宪法基本原则之遵从》，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36]博丹、霍布斯等近代主权理论家的著作中，都存在着将国家内部某一政治主体而非国家本身作为主权承担者的倾向。在这种理解下，主权的本质被界定为对最终决定权的垄断而非对强制和统治的垄断。

属于地方事项，依本宪法及各省自治法之规定行使之。中国现行宪法中法治主义对主权的约束不是通过虚化主权者、将主权所有者和行使者分离来实现的，而应从主权的自我约束、国家维持其存在的必要条件的角度加以理解。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的主权条款恢复了《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表述。作者简介：陈楚风，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从历史上看，主权一词本来表示的就是最终决定权的意思。[88]芦部信喜「国民主権(2)」法学教室56号（1985年）56頁参照。

[63]参见[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27]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原理》，欧宗祐、何作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主权者是具备政治优势者，它受到臣民的排他的、习惯性的服从，而主权者自身则不习惯性地服从其他人。博丹采取的论述思路，乃是列举当时的主权者-国家元首在现行法秩序下享有的权力，然后直接将它们视为主权性权力的基本的、概念上必要的要素。

[59]本文仅在与主权相关联的范围内讨论制宪权与修宪权，不专门讨论制宪权与修宪权的异同。[28]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原理》，欧宗祐、何作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14-215页。

[97]参见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主权的其余四种含义，均有可能与人民概念相结合，构成人民主权意义上的主权。

在《中华民国约法》之下，实体权力集中于间接选举产生的大总统身上[102]，国家正当性的来源与国家权力的实际行使者进一步地分离。从修宪权归属于参议院的规定（第55条）看，或可认为参议院是法律上的最高机关，有约法内容本身的最终决定权。此处参考了江利红教授的译文，参见[日]杉原泰雄：《近期的国民主权争论及其课题》，江利红译，载《公法研究》2015年第1期。[2]但是，目前中国理论界倾向于简单地将人民主权原则阐释为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归属于人民。[111]由此形成人民（政权）-国民大会（中央统治权）-国民政府（治权）三层级的权力结构。[116]参见张庆福、韩大元主编：《1954年宪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83页。

另一方面通过对个人自由的承认，以往的一些高权权利（Hoheitsrechte）消失了，但主权属性并没有因此而消减。国家的职责是历史地发生变化的，国家权力的具体内容，只能通过对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的历史研究来确定。

[89]参见钱宁峰：《统治权类型：权力一元化法律文化观的宪法表达》，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60页。主权概念允许和要求的封闭性远非例外，而是国家活动的常规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913年天坛宪草是主权理念最不明确的一部宪法性文件，全文既没有使用主权一词，也没有像《临时约法》一样使用表示总括性的国家权力的统治权一词，仅在各机关的条文中分别规定立法权由国会行之、行政权由大总统以国务员之赞襄行之、司法权由法院行之。日本学者芦部信喜即力主两说的融合。

最后，人民主权还可能指不但是最高和最终决定权归属于人民，而且是国家权力本身或国家所行使的诸种权力全部都归属于人民，这种理解较为特殊，它要么意味着直接民主制，要么意味着国家权力实际行使者与人民的高度同质化以及人民对国家权力实际行使者的严密控制。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刘宗坤、吴增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4]参见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109页。

对中国1982年宪法中相应条款的解析，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168页。[78]参见[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等：《宪法》，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行政机关在管辖范围内行事时，可以制定和应用政策。[111]参见吴经熊、金鸣盛：《约法释义》，上海法学编译出版社1931年版，第20页，第117-118页。

[38]即便采取国家法人理论，以国家自身为主权之主体，也抹杀不了在国家内部国家统治意识的内容由谁最终决定的问题[39]，故而讨论国家之内的主权者或主权机关，仍是一个有意义的论题。按此标准，魏玛宪法下的德意志各邦就因为不具有宣布例外状态的权力而不具有国家的地位。

但同时，梁启超又主张以全体国民为最高机关，总揽主权[92]，可见梁启超和耶利内克一样，并不否定在国家内部尚存在以何者为最高机关（即h#246;chsten Gewalt im Staate意义上的主权者）的问题。[49]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45、47-50页。[59]詹姆斯·布莱斯即认为，在具有刚性宪法的国家，存在两种意义上的主权机构，一种是经常性存在的、在刚性宪法限制的空间之下具有最高决定权的恒定的主权机构。[119]而且宪法条文使用了一切权力的表述，又规定由各级苏维埃（在中国为各级人大）而非仅是最高苏维埃（在中国为全国人大）实现/行使权力，由此观之，中苏两国宪法人民主权条款的含义未必局限于最高权力的归属，而应理解为从上至下所有层级、所有类型权力的归属。

[106]何以在此前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仅关涉正当性要素的主权条款，此时转而指向了具备权力要素的最高权力？这是因为在《训政时期约法》中，主权者国民（在理论上）被赋予了一种实体权力——即政权（有时也称民权）。[72]在制宪权与主权关系的问题上，芦部信喜援引宫泽俊义的观点，认为国民主权中的主权可以被解释为西耶斯学说中的制宪权力，主权与制宪权即便不是可以完全相互替换的概念，至少也是存在重合之处的概念。

有论者认为，若将国民主权原理理解为赋予国民或其代表不可分、绝对的最高权力，则恐与旨在保障人权的立宪主义原理相矛盾。[8]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主权概念不止一次地被迫适应政治统治发展的巨大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权概念中许多特征的含义已有所改变，而且主权概念的含义不但因时而变，也因国而异。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国宪法上主权原理构造之独特性的阐述，也停留在相对简单的阶级论比较分析的层次。